一、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的機遇
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倍增，資源稟賦高的地區投資不足，為綠色能源合作打開了空間。我國在綠色能源產品上的比較優勢，為深化國際合作奠定了基礎。
（一）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不斷提高，綠色能源目標實現存在差距
為應對氣候變化，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全球廣泛共識。在《巴黎協定》框架下，已有108個國家提高了其自主貢獻。在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（COP28）上，133個國家提出力爭到2030年將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至三倍，達到110億千瓦的倡議。但是，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可行方案缺失，距離實現倍增目標有巨大差距。根據國際能源署（IEA）的最新報告，在此前提交的194份國家自主貢獻中，僅有14份明確規定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，總計約1300吉瓦，僅為全球倍增目標的12%。
（二）全球綠色能源資源儲備豐富，資源稟賦高的地區投資不足
全球綠色能源資源充足，具備大規模開發利用的條件。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例，據估計，全球適宜集中開發的裝機規模分別超過1300億千瓦和2.65萬億千瓦，可用的年發電量分別達到347萬億千瓦時和5000萬億千瓦時，遠超全球每年的能源需求量和用電量。目前，資源稟賦高的地區投資不足。在全球綠色能源投資中，約80%流向了發達經濟體，其余20%流向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，這些地區居住著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，面臨巨大的能源轉型和溫室氣體減排壓力。其中，亞洲西部與中部、非洲北部與南部以及南美洲西部與南部，蘊藏著豐富優質的太陽能、風能、地熱、水能等資源。對資源稟賦高的地區，加大投資力度，能釋放巨大的綠色能源減排潛力。
（三）新能源發電經濟性優勢明顯，綠色能源合作具有比較優勢
新能源發電技術不斷迭代，發電成本不斷下降。2023年，光伏發電的全球平準化度電成本（LCOE）為0.044美元/千瓦時，是化石能源發電成本的44%；陸上風電和海上風電的全球平均LCOE分別為0.033美元/千瓦時和0.075美元/千瓦時，分別是化石能源發電成本的33%和75%。新能源發電的成本優勢，為選擇綠色能源發展路徑提供了經濟可行性。此外，得益于新能源的技術優勢、規模優勢和完整的產業鏈優勢，我國新能源發電的LCOE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我國的光伏、電池、風機、儲能等產品具有低成本、高質量的特點，為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提供了比較優勢。
二、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面臨的問題
當前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的資金缺口巨大；在綠色能源國際合作中，潛在合作伙伴存在多維風險，降低綠色能源合作項目的吸引力；多國綠色貿易壁壘不斷增加，深化國際合作面臨不確定性。
（一）綠色能源投資融資機制不暢，資金缺口大、融資成本高問題凸顯
加快發展綠色能源，需要高額的資本投入。以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為例，要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目標，在2020—2030年期間，資金需求保守估計超過4萬億美元，其中非洲國家資金需求為2.6萬億～2.8萬億美元。在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（COP29）上，發達國家最終達成協議，承諾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3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，這與期望的1.3萬億美元資金規模相去甚遠。此外，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融資成本高昂，其融資成本約是美國和歐洲的7倍，融資成本約占新能源項目總成本的50%。綠色能源投資融資機制不暢，導致資源稟賦高的地區投資吸引力下降，阻礙綠色能源國際合作。
（二）潛在合作伙伴伴隨多維風險，綠色能源合作面臨不確定性
潛在合作伙伴存在多維風險因素，主要來自能源、債務、食品和地緣政治危機，以及合作方不同國家間的沖突，具體可分為以下三類：一是是否達成合作共識，包括發展綠色能源的意識、對綠色能源國際合作的認可度；二是國家能力，包括由政治風險、經濟風險和金融發展構成的基礎能力，由電力基礎設施和技術研發構成的綠色能源開發潛力；三是制度環境，包括外交關系和合作機制兩個維度。當前，隨著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不斷演進，潛在合作伙伴的多維風險動態變化，給我國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增加了不確定性。
（三）國際綠色貿易壁壘不斷增加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有待提高
近年來，逆全球化浪潮涌動，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深刻調整，出于國家能源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考慮，綠色貿易壁壘不斷增加，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加劇。美國加征我國新能源出口產品的關稅，同時，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，表示要再次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也給綠色能源產品出口蒙上了陰影。以碳邊境調節機制為基礎，歐盟接連加筑綠色貿易壁壘，限制我國綠色能源產品的出口。此外，綠色能源產業依賴銅、鋰、鎳、鈷、稀土等資源，綠色能源產品對這些礦產的需求量是傳統能源產品的數倍。加快綠色能源產業發展，勢必導致新一輪的全球資源競爭，增加礦產的供應鏈風險。保障和提升綠色能源產業背后的礦產資源供應鏈韌性，是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的前提。
三、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的對策
基于以上所述，建議通過引導更多資金進入綠色能源領域，評估處置多維風險，合理化解分歧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，為深化綠色能源國際合作提供堅實保障。
（一）發揮現有機制創新合作模式，撬動多方資金投資綠色能源
發揮既有的政府間能源合作機制，利用《巴黎協定》框架下的市場機制，引導更多政策性資金和個人投資進入綠色能源領域。繼續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、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的投融資功能，為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綠色能源項目，提供長期、穩定、風險可控的金融支持。充分利用《巴黎協定》框架下第6.2條為國家間交易碳排放提供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市場機制，激勵兩國合作開發綠色能源項目，伙伴國可以獲得來自我國的資金、技術等，我國可以獲得項目產生的碳減排信用，以更低的成本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目標，同時擴大綠色能源產品和服務出口，拉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。此外，以發達國家承諾的3000億美元資金為基礎，創新國家間的合作機制與模式，撬動數額巨大的私人資本，投資綠色能源領域。
（二）積極降低多維潛在合作風險，科學評估預警、及時分類處置
科學評估綠色能源合作風險，根據風險等級，分類施策、合理處置。一是要建立系統觀念，統籌合作共識、國家能力和制度環境三個方面，不斷加深合作共識，多渠道提高國家能力，優化改善制度環境，降低潛在的合作風險。二是要建立科學的風險評估預警機制，劃分潛在合作伙伴的風險等級，利用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和手段，及時更新風險提示，根據風險等級，因地制宜，確定項目的合作機制與合作模式。三是要建立突發風險處置機制，根據不同合作伙伴的異質性風險，及時應對、精準施策，創新風險共擔機制，保障我國和合作方綠色能源項目的安全和基本利益。
（三）合理化解分歧、滿足各方關切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安全
遵循“平等合作、利益共享”的原則，合理化解分歧，開展多層次、多形式的合作，滿足各方的關切和訴求。在中美合作方面，可考慮將合作層次更多轉移到地方政府層面，結合美國各洲的綠色能源發展需求，建立合作框架，實現可持續的跨境合作。在中歐合作方面，通過“走出去”和“引進來”的方式，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。一方面，通過“走出去”，將直接出口綠色能源產品轉變為在當地投資設廠，為當地創造就業，提高當地的財政收入，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，助力歐盟降低能源成本，提高能源安全水平；另一方面，通過“引進來”，考慮將歐盟先進的綠色能源技術和產品引進國內，開展示范項目合作。在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方面，統籌國內資源開發和利用，加強與“一帶一路”國家的合作，打牢綠色能源產品生產和供應的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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